江云在西安一直呆到年底，才回到宁夏，而王强和莫心兰则早就回来了。本来中央是想让他在西安还工作一段时间的，但江云心里急啊，现在已经是1937年了，再过几个月，七七事变就要爆发了，他得赶回去做好准备啊。
回到银川，江云就马上召开军区党委会议，听取同志们的工作汇报，一年了，宁夏军区和八军团的发展也不错，虽说部队并没有扩大多少，但是相比起一年前，凝聚力也好，战斗力也好，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随着兵工厂的生产能力的提升，部队的武器也得到了加强。
到现在，兵工厂已经生产出了18000支半自动步枪，而自动步枪也在半年前生产出来，这半年来，加班加点的生产，共生产出6000支。
江云一看数量，大笔一挥，道：“全部送给其他部队吧，一、三、五、九军团和四方面军、二方面军，各送3000支半自动步枪和1000支自动步枪，弹药供给要充足，至于我们自己嘛，也好办，以后半年时间，全力开工，生产出来的全部装备到我们八军团。我要求，在今天7月之前，我军团六个步兵师，各要装备至少1000支半自动步枪和500支自动步枪，警卫团、特战大队、女子别动队，要全部换装。”
胡征点点头，在本子上记了下来，又说：“军团长，兵工厂安照你的要求制造狙击步枪，描准器、杀伤力都能达到要求，但是射程上还有不小的差距，当然，比起现在的步枪要好得多，就是比起半自动步枪和自动步枪也要强，你看、、、、、、”
江云心想靠现在的条件，能做到现在这样不错了，八军团边个样品都没有，兵工厂的工程师们也没有接确过狙击步枪，自己虽然也了解，前世的时候没少玩过，但自己不是军工专家，能提供一种理念，但无法提供技术。不过无论如何，就算是在射程上达不到要求，但也能让狙击大队的战斗力提上一个层次，这也是好事。
就说：“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就以现在的最好的标准开始生产，7年前要满足狙击大队、特战大队、女子别动队所有狙击手的换装。”
程子华汇报的是军队的发展情况，各师情况不错，这一年来也没有太大的变动，炮兵师早已组建完成，全师下辖一个山炮团36门山炮，一个飞雷炮团40门飞雷炮，一个迫击炮团36门中型迫击炮和36门轻型迫击炮，一个步兵团1800多人。
而骑兵师这一年的发展就更快了，丘平、舒智辉、马宝林三人躲在延居这一年来埋头发展，已经达到了之前军团给他们制定的目标，人数达到了25000人，排、连、营、团所有军政领导都配有两名副职，随时可以进行拆分。
江云对此很满意，说：“这样，骑兵师一分为二，由丘平同志任骑一师师长，舒智辉同志任政委，由马宝林同志担任骑二师师长，调独一师参谋长廖海顺同志任骑二师政委。从现在开始，在以后的半年时间里，为备战期，各部队要随时做好出征的准备，如果我猜得没有错的话，今年，日军定会有所动作，我们要做好打大仗的准备。参谋处、政治部、后勤处都要加强备战，全力开足马力，准备开拔。”
此言一出，众人就是一震，有仗打了？罗荣恒接过江云的话题道：“不要管有没有仗打，我们是军队，就是要随时做好出征的准备。休息一年多了，精神头都养足了，告诉下面的同志，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一旦打起来，那可就不是小打小闹了，以后的日子只怕不会比长征的时候好过，所有人都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吴焕先就问道：“政治部是不是要开如加大宣传？”
江云想了想，道：“可以，不过要改一下名目，这样吧，就说我们宁夏军区八军团要在今年八月份进行实战演习，以这个主题进行宣传，号召所有人都行动起来，为演习做准备。”
吴焕先一怔，这样也行，不过仔细一想，确实，如果明目张胆的在现在就喊出对日开战，还真是不太好，也不合适，换个名目，却能达到同样的目的，还是军团长想得周到。
接下来的半年里，整个宁夏的备战运动发动了起来，有强有力的组织下，各部队，各单位都忙得热火朝天，而政治部下属的报社、电台也没有闲着，纷纷下部队采访，将部队的训练情状报导出来。
而中央也在江云的建议下，下达了一个全军演习的命令，准备要在九月分进行中国工农红军三方面军和军团的联合实战演习。
这样一来，各部队整顿疯狂的行动了起来，所有人都想当部头主力，而作为领头着的一军团则知道还有一个八军团，要想保住头等主力的名号，就必须不能让八军团比下去，甚至要赢过八军团才行，但是八军团是那么好对付的吗？看看战绩就知道，想要对付八军团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一军团从军团长林彪以下，到一线战士，都仰足了劲儿要在演习上战胜八军团。
日子过得很快，一转眼，就到了1937年的7月，这几天以来，八军团的同志们发现军团长江云脾气越来越不好，而且常常一个人坐在作战室里发呆。
江云心情不好，已经七月了，再过几天，卢沟桥事件就要爆发了，而他现在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北平的丢失不可避免了，以前每每分析对日作战，他都很清醒，但是现在才发现自己的力量还是小，影响力有限得很，明知道北平要丢，却也做不了什么。
历史又回到了它原来的轨道，1937年7月7日下午，日本华北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龙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士兵失踪，立即强行要求进入中国守军驻地宛平城搜查，遭到严辞拒绝。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24时左右，冀察当局接到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的电话。松井称：日军昨在卢沟桥郊外演习，突闻枪声，当即收队点名，发现缺少一兵，疑放枪者系中国驻卢沟桥的军队，并认为该放枪之兵已经入城，要求立即入城搜查。中方以时值深夜日兵入城恐引起地方不安，且中方官兵正在熟睡，枪声非中方所发，予以拒绝。不久，松井又打电话给冀察当局称，若中方不允许，日军将以武力强行进城搜查。同时，冀察当局接到卢沟桥中国守军的报告，说日军已对宛平城形成了包围进攻态势。冀察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的“失踪”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发动炮击，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卢沟桥即尔等之坟墓，应与桥共存亡，不得后退。”
日军发起七七事变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七七事变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就通电全国，呼吁：“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并且提出了“不让日本占领中国！”“为保卫国土流血！”的口号。蒋介石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蒋介石曾致电宋哲元、秦德纯等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卢沟桥、长辛店万不可失守”。
一时之间，全中国风云雷动，各方纷纷发表言论，遣责日军恶行，要求国民政府奋起抗争。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
“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置，世界舆论也都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至，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国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
“至于战争既无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拚全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庐山讲话可以算得上蒋介石一生中最为精彩的讲话了，其中所提到之“地无分南北、所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更是为时人所推崇，也为他自己带来不少的政治加分。的确有一股一国领袖的几范。
事件发生后，四川刘湘、湖南何健、广东陈继棠、广西李宗仁和白崇禧、山西阎锡山均通电全国，向中华民国中央军事委员会请战。而红军方面，朱德、彭德怀、叶剑莫、刘伯承、林彪、徐向前、董振堂、罗炳辉、江云、杨虎城也联名向军事委员会递交请战报告。
在卢沟桥事件发生的第三天，江云就把八军团按照国军编制进行了内部整编，合师均改为旅，炮兵师改称炮兵旅，骑一师为骑一旅，骑二师为骑二旅，22师为第一旅，23师为第二旅，24师为第三旅，独一师为第四旅，独二师为第五旅，独三师为第六旅。至于八军团的整体改编嘛，还要等中央的命令，中央正在跟国民党方面交涉部队整编事宜，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
安照原来的历史，正式改编的命令，要到8月22日才会下达，也就是说，还要等一个多月，不过江云也知道急没有什么用，不过江云并没有闲着，在7月10日，就下令八军团各师均到盐池集结，到时候，只要中央下令，随时可以出发，不管是借道缓远，还是从陕北入山西，都方便宜得多。
事实上，中央也开始下令一军团、四方面军、三军团全部开拔，林彪、聂荣臻率一军团向富平集结，刘伯承、张浩率四方面军向宜群集结，徐向前、陈昌浩率三军团向镇安集结。而八军团，因为先向中央打了准备向盐池集结的报告，所以并没有接到中央命令，等于是中央默认了八军团的行动。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华北驻屯军与冀察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现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但它却蒙蔽了冀察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布兵应战的准备，给平津抗战带来极大危害。到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日本华北驻屯军的作战部署基本完成之后，又在7月25日、26日制造了廊坊事件和广安门事件。
26日下午，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守军于28日前全部撤出平津地区，否则将采取行动。被宋哲元拒绝，并于27日向全国发表自卫守土通电，坚决守土抗战。同日，日军参谋部经天皇批准，命令日本华北驻屯军向第29军发动攻击，增调国内5个师团约20万人到中国，并向华北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下达正式作战任务：“负责讨伐平津地区的中国军队。”血战平津已再所难免。中国军队坚决抵抗。
7月28日上午，日军按预定计划向北平发动总攻。
当时香月清司指挥已云集到北平周围的朝鲜军第20师团，关东军独立混成第1、第11旅团，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约1万人，在100余门大炮和装甲车配合、数十架飞机掩护下，向驻守在北平西郊的南苑、北苑、西苑的中国第29军第132、37、38师发起全面攻击。第29军将士在各自驻地背水一战。南苑是日军攻击的重点，第29军驻南苑部队约8000余人掘壕进行阻击，最后，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第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不少军训团的学生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28日夜，宋哲元撤离北平，29日，北平沦陷。29日凌晨，冀东保安队第1总队队长张庆余和第2总队队长张砚田，在通县发动起义，活捉殷汝耕。7月29日，第29军第38师在副师长李文田的率领下，攻击天津火车站、海光寺等处，遭日本军机的猛烈轰炸，伤亡极大，遂奉命撤退。30日，天津失守。
早在两年前的国共两党谈判中，就曾谈到过关于红军改编的问题，其他方面问题都不大，唯独让双方谈不拢的是编制问题，共产党提出来的是，中国工农红军整编为七个军，但蒋介石只肯给三个师的编制，后来经过几轮谈判，双方都降低了条件，但共产党还是坚持三个军一个独立师，而蒋介石却坚持最多只能五个师。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就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编制问题，被其拖延，想来也是不想让步。
但是在事变后，北平战事一再失利，华面局势进一步恶化，再拖下去的话，只怕到时候，整个华北就保不住了，这时候，蒋介石才想起了，在西北还有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离华北战场相当的近，遂命令张治中与周恩来联系。
经过双方紧急搓商，最后，各退一步，决定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二方面军、四方面军整体整编为两个军一个独立师。
编制就是原西北军的两个军的番号，再加上了东北军的三个师级番号。
中国工农红军三个方面军总体整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任命朱德和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为正、副总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