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就像每个人都有家族传承而来的故事。了解一个城市就如同认识一个人，在接触到目及所感之后，总要随性而至地想要知道更多关于他或她背后的东西。我是陆川，我从小出生在，并在这里一步步长大。虽然论根儿上说，我半点内蒙本土血统都没有，但我是接着这里的地气出生，喝着这里的清水长大，吃着这里的肉吹着这里的风，骨血中终归是要渗透进这草原的情节。在我小的时候，生活圈子仅限于巴掌大的工厂生活区，父母整年忙于工作，很少有时间带我走进市区，最远的时候也只不过是在旧城大南街转一转，那种乐趣不亚于乡下人进城一样的兴奋。记得儿时的大南街，远没有现在宽阔，四车道的马路就算是宽的了。两旁多是老房和土坯房，低矮破旧。小街小巷又窄又脏，间或还能看到很多的奶牛和骆驼。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在城市里还有这么多的牲口，后来听老人讲，在以前，旧城是南来北往的商旋集散之所，商队途经，牲口贩卖，货品交易都在这一带进行。众多商家中，要属大盛魁最为有名。然而那里的我，对这些一点兴趣也没有。只对大南街上的老字号眼镜店情有独钟。每次父亲或是姐姐带着我到这里配眼镜的时候，我都喜欢在那木质地板和楼梯间跑来跑去，最喜欢看老师傅用煤油灯烤眼镜腿儿，喜欢闻那股淡淡的煤油味儿。还喜欢父亲骑车带着我在小巷子里钻来穿去，感觉前方总有意想不到的新鲜在等着我。听老人讲，在七络，可想而知，能够费力地找到自己想要的答案是何等不易，这也就是我为什么要在这里特意强调这一点的原因。我经过查找历史文献，这才明白原来这个“板”字还是大有来头的原来，“板”在古时指代的是“板升”，也称板申、白兴等。蒙古语译为房舍，是指汉人聚居的农耕区域，以区别于蒙古族的牧地。明代，在蒙古土默特地区极为常见，是土木结构住房的统称。明嘉靖时期，蒙古俺答汗统率土默特部驻牧于丰州滩，而北方边民因不堪明王朝封建统治的压榨，多逃亡于蒙古地区，并逐渐定居于丰州滩一带，渐渐地形成蒙汉人民聚居局面，而板升也随之兴起，蒙古族借用汉语里的“百姓”，用以称呼来到塞外谋生的汉人，“板升地”即为汉人地，是指来到塞外的汉人，或者汉人聚居的村落。居板升的汉人，多为擅长某一特定技能的人群，如木匠、铁匠、泥瓦匠等等。这些人中，有秘密组织白莲教反对明政府的边官士，有发配戍边的囚徒，大量的是农民。汉族人民定居在那里修筑房屋，从事生产，传播了中原地区先进的农业、手工业、建筑等技术。蒙汉两族人民在生产、文化、医药诸方面进行了广泛的交流，促进了蒙古地区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两族人民共同开垦了丰州滩上万顷的土地，种植麦、谷、黍、菽等谷物，栽培瓜、茄等菜蔬，使农业生产有了提高。汉族农民也向蒙古牧民学习饲养牲畜技术，从事畜牧业生产。汉族的工匠用传统的中原建筑工艺，为俺答汗建造了规模宏大的宫殿。内地建筑艺术的逐步推广，也促进了一些蒙族牧民的定居生活。
当然了，要说在呼市民族文化最为浓郁，特色最为鲜明的，就要算是区和玉泉区了。区，顾名思义是因回族群众聚居而得名的。在我儿时的印象中，一提到区就会联想到在西河沿儿的河滩上总有几处杀牛宰羊的地方，虽然那种场面相当血腥，味道相道恶心，但在缺少娱乐的那个年代，偷出去看人家给牛羊开膛破肚的，也是一件趣事。另外就是想到每年夏天都能喝到的稀果干（其实是一种以山杏、话梅、冰糖等为源料做成的饮料，酸甜开胃）、酸枣糕（同样是以山杏为主要原料，但具体配方和做法我没研究过，只记得那口感酸得直倒牙，但还是让我欲罢不能），还有各种各样常年都有的面食，糖麻叶儿、油酥（类似油饼，但比油饼要厚实）、玫瑰饼（一种夹着玫瑰糖馅的薄脆饼）、牛舌焙子（可以说直到现在也是呼市老百姓中最常见的一种主食，多数是当做早点，就着一碗热腾腾的羊杂碎，倒上杯浓浓的砖茶，那种美滋儿美滋儿的感觉真是一种享受，再者还能夹上一两销麦，也能管个大饱）。而玉泉区，则因一口井而得名，这口井叫玉泉井，可以说这口井的历史地位和实际作用，是相当了得，纵观呼市的发展历程，最早是因阿拉坦汗欲请西藏活佛而修建大召寺，从而推动了藏传佛教在内蒙古地区的广泛传播，同时又因清政府在蒙古族中推行佛教治民的政策，大召寺自建城之始就拥有了佛教和政治的双重地位。由于始建者阿拉坦汗和三娘子在蒙古族人民中巨大威望，大召寺又先后数次迎接过活动坐床和皇帝亲临，因而占有了思想整治的核心地位，又因玉泉井紧临大召寺，且有御马刨出之说而远近闻名，商旅过客、定居众民纷纷以玉泉之水为生产生活之需。久而久之，以大召寺和玉泉井为核心，库库和屯有了，归化城有了，绥远城有了，归绥市有了，有了。从内心而言，呼市里我最喜欢的就是大召和佛教文化，每每提及，总有一种自豪感和归属感，可能是我与佛有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