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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王，江西这半年来，已经出现十二例地方豪强贿赂官员，隐占户口，瞒田偷税，逃避差役的案子。经都察院巡按御史查实，已依法惩处，但案子多出在江西，这其中很说明问题。”邵华身为左都御史，是都察最高长官，这次也被秦牧请来，加入了小范围的讨论中。
为什么湖广暂时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全出在江西呢？
因为湖广被张献忠打扫过一遍，当初的地方豪强被打扫得比较干净，而且战争导致人口大量流失，出现地多人少的现象；
加上当时各州县的官吏基本是秦牧从新任命的，所以暂时没有盘根错节的官绅勾结现象。
反观江西，除了赣南外，吉安府、南昌府、临江府、饶州府等等，旧有的豪强势力受到战争的破坏比较小；
虽然向连城大举剿匪时，曾趁机收拾过不少地方豪强，可毕竟不可能象张献忠的蝗虫大军收拾得那么干净，当地的士绅势力依然比较强大；
而且各州县的官吏也多数是前明官吏留任，因此容易出现官绅勾结的现象。
邵华说这些，并不是要向秦牧汇报都察院的工作，而是一起讨论秦牧提出的“利益分配”的问题。
这次面对的“利益分配”，不是几个毛贼抢到一包银子后，大家怎么瓜分的问题。
而是要对整个天下的士、农、工、商、兵的利益进行再分配，这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
象邵华提到的问题，就是其中这一，地主豪强这么做，是在侵吞小民和国家的利益，这种现象一多，就会造成整体利益的不平衡。
秦牧与手下大臣现在要讨论的，就是如何制定一套行为有效的制度来保证各方利益的均衡。这话听起来不中听，但这就是事情的本质。
顾君恩接口说道：“纵观天下，原有官僚体系未被破坏的，大概也只有江西等少数几个省份了。大江以北，包括江南，旧有的官僚都被战争破坏得差不多，我大秦接手治理后会比较有利。所以我认为。官绅勾结、隐占户口，瞒田偷税的问题可以等平定天下之后，再慢慢着手解决也不迟。”
秦牧摇头说道：“不，有些问题初期不严治，没有良好的制度来保障，等问题严重时。就无药可救了。”
司马安沉吟道：“纵观近代，改革比较成功的无疑是张居正，张居正的改革至少为大明延续了数十年的气数。他的不少政略很值得我们借鉴；
不过臣觉得，张居正的一条鞭子法仍是治标之举，或许是因为张居正面对的是一个僵化的大明，不敢做得太彻底。秦王，如今我朝初立。不存在张居正所面对的强大阻力，有些事情可以做得更彻底一些，比如税率的改革。”
秦牧颔首说道：“请司马先生细细道来。”
“臣就先说说这税率问题，目前我朝在湖广江西还是延用明朝的税率，这必须尽快改革，否则将来地方越大，越难办。秦王前番所言，税收不但是一个朝廷的财货来源。更应起到均平及保障底层民众生活的作用，这一点臣深表赞同；
明朝的农税是三十取一，商税是五十取一，这个税率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农耕获利少，而税赋重；工商获利多，而税赋轻。这虽然有利和促进商业发展，但毫无疑问也会拉大农商之间的收入差距，导致收入分配的极度不平衡；
明太祖虽然严厉限制了商人的地位，但事实证明。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商人积累了大量财富之后，地位便不再受实质的贬抑了。他们可以通过官商勾结，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
明朝的税率导致的结果是贫富差距悬殊，民众没饭吃，国库空乏如洗，而地方豪强却富可敌国，张居正改革之前，大明年入不过两百多万两，改革之后也不过翻一倍，试看江南豪富之家，家资数百万两的比比皆是；
虽说藏富于民是不错，但也必须是在保证国用的情况下，才谈得上藏富于民。在军事上，讲究强干强弱支，在财富方面亦然，朝廷岁入不及江南一豪富之家，纵观历朝代，只有在大明才出现这样怪异现象；
再看看两宋，尤其是南宋，岁入超过万万两，而半数为商税收入，再对比两宋与明朝的工商业，两宋何曾逊色多少？可见说降低商税是为了促进工商发展，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司马安所说的，秦牧非常赞同，于是便问道：“司马先生觉得这商税的税率应该调高多少方为合适？”
“至少也要与农税持平，如果从均衡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甚至应该比农税略高才是。”
“好，此事先透透风，让六部大臣一起议议，然后再决定。”
喻大猷接着说道：“秦王，先秦的军功授爵制度，用于统一全国，实不失为良策。”
先秦的军功授爵制度秦牧近期也研究过，而且还知道明朝的张居正也实施过这一制度，但张居正失败了。
顾君恩立即帮着分析道：“秦王，张居正之所以失败，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张居正面对的是一个腐化的大明，才导致这一良策失败；
而且还有一点，先秦之所以成功，是先秦统一天下前，地域只有关中与四川，地域小容易查核制度的落实情况；
而张居正面对的是十倍的国土面积，军功授爵制度颁行后，很难核实施行情况，难免有人营私舞弊，使这一良策难以奏效。”
喻大猷侃侃而谈道：“商鞅的军功授爵制度共分二十级，行伍中人，不论出身门第。一律按照其所立军功的大小接受赏赐，即便是秦国的宗室也是这样。宗室未立军功者不得列入宗族的簿籍，不得拥有爵位；
士兵只要斩获敌人甲士一个首级，就可以获得一级爵位、田一顷。宅一处和仆人一个。斩杀的首级越多，获得的爵位就越高；
先秦通过这套严格的制度来激励士气，提高战斗力，事实证明。出于对军功的强烈渴望，秦军如同饥饿的猛虎，把魏国的重装武卒，胡服骑射的赵国铁骑，都一一吞噬；
先秦与大明的成与败，存在社会条件的对比。先秦时期生产力相对落后，加之连年征战。使得军士生活条件很艰苦。而不同的爵位所享受的待遇差别很大，没有爵位的士兵能填饱肚子；
因此，用敌人的首级来获得爵位的晋升就成了满足士兵基本生活需求的手段，否则就要忍饥挨饿。加之获取军功几乎是秦人获得权势的唯一方法，权衡了成本收益后，奋勇杀敌获得军功成为了秦军将士最好的选择；
反观明军。明朝的经济比之先秦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普通士兵温饱不成问题，还能领到军饷，不似秦军那样挨饿受冻。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杀敌获取军功的渴望会大大降低；
因为对军功的渴望不强烈，对士气的激励自然也不高，权衡收益成本之后自然不会去拼命，最后反而成为了杀良冒功的手段。
这还是其次。最重要的一点是，张居正看到了这套制度的优点，想以此来提高明军的战力，但他忽略了一点，腐朽的明朝不是制度严备的先秦。
先秦的严刑峻法，条文之精细，刑罚之严厉，是历朝历代所未有的。负责记功的官吏不敢轻易以身试法，保证了军功授爵制的良好运行。
反观张居正时期的大明，贪腐成风，军纪败坏，营私舞弊，虚报冒领战功的犯罪成本极低，记功的官吏与将领之间互相勾结。最终导致军功授爵制完全走样，不但没有激励起明军的士气，反而成为官兵谋取私利的途径。”
听了喻大猷的分析，秦牧心有戚戚焉。确实，军功授爵制本来是不错的制度，但要看你在什么情况下施行，合不合时宜。
司马安说道：“秦王，如今我秦国的情况与张居正之时不同，相反与先秦时有颇多相同之处。咱们若是颁行军功授爵制，地域上和先秦一样，也只有两个省，容易查核；
另外，天下战乱，民不卿生，对大多数人来说，能吃饱已经是非常奢侈的事情了，因此，通过军功获得爵位，改善生存条件对很多人来说非常迫切；
再者就是，我秦国初立，政治比较清明，士兵荣誉感比较强，军纪比较严明，只要在军中另外制定一套监督机制，不难保证军功授爵制良好的运行。至少在统一全国之前，军功授爵制度一定能对统一战争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不管是军功授爵制也好，还是税率改革也罢，说白了还是利益再分配。这些天秦牧与司马安等人一有时间，就在讨论这些问题。
从司马安的话可以看出，他只是打算把军功授爵制当成统一全国的一种手段，统一全国之后是不是继续实行，到时另说；
确实，每一种制度都不能保证万世无忧，适合时宜的制度才是最好的制度，现在应以统一天下为首要目标，而军功授爵制确实挺适合眼下的统一战争。
剩下的只不过是如何保证军功授爵制良好的运行而已，针对这一点，大家又讨论了许久，议出了很多保证军功不被冒领的措施。
到众人散去处理日常公务时，李式才匆匆进来并报：“秦王，工部派来勘探铁矿的工匠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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