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医闹”多是城市无业人员.有相当一部分还是城市周边农村的中年妇女.且大多属于一个村或一个地方的人.每次有“业务”的时候.就由一个人牵头.一个通知一个.有相识的也有不相识的.然后在一起相约到医院闹事.配合十分默契.
他们平时在医院门前看似在四处“闲”逛.其实他们并不“闲”.他们在各个诊室搜索.四处打听患者的各种医疗事故信息.当他们从各种医疗事故中嗅到金钱的味道.就马上和患者家属联系称自己可以帮助家属向医院索要赔偿.并提出自己的要求.然后打着患者家属的旗号.在医院上演要求医院承担责任的闹剧.
但是如果你因此小看这些‘职业医闹’就大错特错了.在他们背后往往有黑恶势力操纵.属于有组织有策划的行动.而且他们到医院闹事都有一套十分熟练的流程.一般先是聚集一大群人冲进医院.又打又砸.从气势上压倒医院方.造成恐慌.如果医院方态度强硬.坚决不肯赔钱.选择报警.那么他们就会改变战术.开始同你耗.不吵不闹.就坐在门诊大厅拉起横幅同你打持久战.
这些‘职业医闹’熟悉国家相关法律.跟你理论起來一套一套的.他们游走于法律边缘.而且很善于借助社会舆论的力量.患者在医患纠纷中属于弱势群体.往往在发生医疗事故的时候由于吃了亏又投诉无门因此成为了“医闹”利用的工具.这样警方在查处这些‘职业医闹’的违法行为时就比较棘手.
段泽涛听完张扬帆的介绍后.面色凝重道：“‘职业医闹’现象应该引起重视.为什么会有‘职业医闹’啊..主要是缘于医患矛盾中双方博弈能力的不均等.出现争执后患者常处于非常弱势的境地：一方面是信息的不对称.患者虽感觉治疗有问題.但很难掌握证据.医院永远处于主动方.虽然有看似中立的医疗仲裁委员会、事故鉴定委员会、医学会等等.可由于利益关系.这些部门与医院走得非常近.很难作出公正的裁决……”.
“正因为通过正规合法途径患者要维护自己的权益困难重重.处于弱势的患者才会想到非制度化的“讨说法”途径.才会给“职业医闹”提供市场.……”.
“我们的医务工作者真要好好反思一下了.过去我们都把医生比作“白衣天使”.但在医疗产业化的现实下.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医院却长期、大量地透支患者对医生的崇敬和信任.偏离了自己的职业宗旨.把患者的病痛当成了敛财的良机.不加节制地利用信息不对称.患者的需求缺乏弹性这些天然优势.加重患者的负担和痛苦.这才给了这些“职业医闹”以可乘之机.可以说你们是自食苦果.……”.
那医院院长和其他陪同的医院领导都有些汗颜地低下了头.段泽涛也沒有继续苛责他们.毕竟提高医疗工作者的职业素养是一项大工程.远不是他几句话就能解决的.当务之急还是要解决眼前的这场医患冲突危机.
此时段泽涛心中已经有了定计.就从容地走下楼梯.大步走到汹涌的人潮前.舌绽春雷般地高声喊话道：“同志们.请大家安静一下.我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段泽涛.大家有什么问題可以向我反映.我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打砸医院公共设施和医护人员都是十分严重的违法行为.请大家立刻停止这种不理智的行为.……”.
“你们刚刚失去了至爱的亲人.我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我们的工作沒有做到位.让你们受了委屈.在此我代表政府部门向你们道歉.但你们现在的行为只会让逝者不得安宁.令亲者痛.仇者快.请你们不要受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挑唆.冷静地想想.这样做是否是解决问題的最好办法..……”.
其实那些死者的家属们本來也不想把事情闹这么大.只是出于一时激愤才打了曹副部长和医院院长他们.心里还有些后怕.这时突然跑出一大群‘热心人’來.帮他们出谋划策.说医院就是‘欺软怕硬’.要想拿到赔偿就别怕事.把事情闹得越大越好.他们是受害者.警察也不能拿他们怎么样.在这群‘热心人’的推波助澜下.他们才闹了起來.
此时听了段泽涛的话那些死者的家属们就有些动摇了.其中一名带眼镜的中年男子有些犹豫地对段泽涛问道：“你真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你说话能算数吗..你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吗..……”.其他死者家属们也纷纷七嘴八舌附和道：“是啊.你能做主不.我们要找能做主的.你可别像开始那几个人一样忽悠我们.……”.
段泽涛微微一笑道：“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局长也是普通人.我不需要冒充.我身边这位是省人民医院的院长.你们应该都认识吧.他可以帮我作证.我向大家保证我说的话一定算数.你们的一切合理合法的要求都会得到满足.但前提是你们必须马上停止不理智的过激行为.选出代表來.大家心平气和地坐下來好好沟通……”.
这时一名满脸凶相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叫了起來.“当官的都靠不住.大家别听他花言巧语.我们的要求很简单.每个死者赔偿100万元.少一分钱都不行.答应了.我们立马走人.不答应.我们就要闹到底.……”.
这彪形大汉一喊.他旁边的一群人也跟着喊起來.而那些中年妇女也停止了假惺惺的哭泣.开始泼妇骂街式的谩骂.给他们这么一煽动.本來已经平静下來的死者家属们又冲动起來了.齐声喊道：“对.每个人赔偿100万.否则一切免谈.……”.